（2008-08-01）

● 杜平

　　北京作为王朝都城的历史已逾700年，“朝”起“朝”落，阅尽沧桑。从元朝至今，东西方文化在这里无数次相遇，当中还有激烈的碰撞，不仅成了中国历史的重要一部分，而且也演绎着中西之间相互观照的视角。

　 　再过几天，奥运会就要开幕，近百个国家的首脑、200多个国家的运动员、政府官员和普通民众将在这里相遇。虽然是体坛盛事，但本质上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再 次聚会。它以新方式和新内涵延续着历史，同时也昭示着中国和西方未来如何交往的趋势。过去几百年，中西方在皇城根下相遇的故事漫长而复杂，笔者试图从最简 单的故事开始，借助奥运之机，回味过往，窥测未来。

历史上的种种碰撞

　　在美国崛起之前，“西方”的概念就是欧洲。最早进入北京城的西方人有两种，一是商人，二是传教士；前者是要寻找商业利益，后者是要传播精神信仰。至今为止，这是西方世界与中国交往的核心目的，也是核心内容。

　 　十三世纪的马可波罗是否到过北京，一直存在争议，但在达伽玛开辟了通往亚洲的海上通道之后，葡萄牙商人在中国沿海地区捷足先登，并且为了谈判贸易而向北 京派遣了使臣。这次相遇并不顺利，最后以发生冲突告终。由于葡萄牙水手殴打中国官员，朝廷在一怒之下把葡国使臣当作犯人押出京城。

　　紧随商人之后，传教士接踵而至。有些在沿海或内陆地区东西辗转，有的则获准在皇城根下长期逗留，其中最有名者是意大利人利玛窦。利玛窦苦心钻研中国语言和文化，最后总结出在中国传教的最大经验：只有让统治阶层认识到西方文明的优越，才能让他们心悦诚服地皈依天主。

　　此后几百年，直到今时今日，西方人与中国交往的基本思维依然如是。比如让北京主办奥运会，并非单纯是为了体育，更重要的是要让中国接受西方文化的价值体系，最终成为“他们”的一员。

　　有幸进入紫禁城的第一个西方人是谁，笔者暂时无法查考，但相信德国传教士汤若望（Adam Schall）应是最早者之一。

　 　汤若望继承利玛窦的衣钵，把宗教信仰包藏在文化和科学的外衣里，并且试图从崇祯皇帝开始，自上而下地普及天主教。为了获得朝廷的信任，汤若望先费尽心思 地把伽利略的《远镜说》和德国冶金巨著《矿冶全书》译成中文，接着奉召协助徐光启编修《崇祯历书》，然后又奉命为朝廷制造火炮。如此日复一日，使之不堪重 负，几乎无暇顾及向中国传教的正业。

清兵入关之后，汤若望又很快获得清廷的信任，据说与顺治皇帝私交甚笃。在1656年至1657年间，顺治帝亲临汤若望住所达24次之多，天文、治国和宗教无所不谈，但却始终未能使顺治皈依耶稣。相反，在不知不觉中，传教士反而被朝廷转化，最后臣服于中国皇帝。

以改变中国人的信仰和价值观为初衷，以归附中国朝廷或权势阶层为结局，这是很多西方传教士所遇到的相同命运。就如同汤若望，所有人当初都是雄心勃勃，志向远大，但一旦踏上中国的土地便不知所措，所有的抱负和理想都在现实中消磨，乃至失去了往昔的传教热情。

　　沿着历史的轨迹再看眼前的现实，中西交往中的这一演变逻辑显然还在延续，看上去一脉相承。在整个西方世界，很多人都把中国作为“传道”的梦幻之地，不只是传播宗教信仰，更是推广其政治思想。他们和前人一样，虽然屡遭挫折，但却百折不挠。

宫墙之内新老帝国相遇

西方国家向北京派驻使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中叶，也就是清朝初年。最早的外国使团来自荷兰、葡萄牙和俄罗斯。到了十八世纪初，罗马教廷也向北京派 遣了使节，目的是要澄清有关祖宗朝拜与孔孟之道的理论性争议。与此同时，其他列强也已纷纷派驻使团。虽然是主权国家的使臣，但从紫禁城俯视世界，普天之下 莫非黄土，因此，即使是外国使节，也得向中国皇帝跪拜。当时，欧洲主权国家之间已初步形成了一套外交礼仪，但为了现实利益，这些使节都不得不低头称臣。结 果，中央帝国的自我优越感更加膨胀。

当时的世界，哥伦布和麦哲伦早已完成了环球航行，哥白尼和伽利略也获得了重大的天文发现。原本处在世界中心的中华文明，其地位已开始动摇；中国和“蛮夷”之间的文明优劣态势，正经历着深刻的移动和错位。只是紫禁城内无人知觉，依然陶醉在天朝的美梦之中。

而那时的北京，自然也已被世界主要城市抛在后头。在很多西方人眼中，除了高大的宫墙和美妙的皇家园林，其他似乎都不值一提。当时有一位葡萄牙外交官这样描 述：凡是听说过这座城市的人，都会认为它和里斯本、罗马、巴黎一样宏伟，但进入这个城市之后，才感觉就像来到葡萄牙最贫穷的村庄。所有的房屋都很低矮，因 为不得超过宫墙的高度，而大部分墙壁都是土坯，很少用砖砌成。整个中国其实都是这样。

高大的宫墙和皇家园林，正是中国和西方世界相遇时最令人刻骨铭心的地方。1860年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紫禁城，很多悲惨的景象都 发生在宫墙之内。从宫墙之内，西方人更清楚地认清了高墙之外中华帝国的虚弱衰败之态。而此后几十年，这种虚弱衰败之态一直没有改变。

　　自 马可·波罗之后，西方人对中国政权的神秘感和困惑，一直主导着他们观察中国的角度和对待中国的态度。1972年，美国总统尼逊（尼克松）进入中南海与毛泽 东会晤，成为第一个从宫墙之内审视中国社会的西方最高政治领袖。一个是没落帝国的继承者，一个是崭新帝国的元首，两者之间的聚会不仅历史性地凸显了几个世 纪以来中国和世界所经历的巨大变迁，而且还使这个封闭的帝国从此慢慢走出孤立。

　　但是，在热热闹闹的奥运聚会中，人们若能够稍微回味一下它的过去，回溯一下它与外部世界种种相遇的故事，我们也许就能更清楚地知道，它究竟从何处来，又将往何处去。

·作者是新加坡时事评论员

　　以上所有加了引号的词汇就是如今在网络上使用频率最高的所谓“雷词”(有震撼力的词语),即网络流行语。很多的新闻事件或焦点人物,都留下了一个“绰号”,成了一个时代的记忆。对于群体记忆而言,这是一种幽默的方式。

　　这些词汇大多由民间网友始创,再作为媒体的新闻语料,就普及成了大众娱乐。而幽默正是它们能够娱乐大众的真正元素。周国平说:“幽默是受伤的心 灵发出的健康、机智、宽容的微笑。”幽默在心理治疗领域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政客很难对政治幽默,但老百姓能,因为他们隔着距离,能够超脱。平民若要针 砭时弊,表达民意,往往就会用一些幽默的形式,或是宽容的,或是刻薄的,无论是调侃对方,还是调侃自己,都是对受挫或者受伤者情绪情感的一种自我抚慰。

　　中华民族本是不重视幽默感的民族,与西方民族相比较要逊色一些。美国人可以不在意别人骂他无赖、顽固、奸诈,但绝对无法忍受“没有幽默感”的批 评,在他们的眼中,“没有幽默感”简直代表着做人的失败。有学者曾说,西方人在危险当头幽默,中国人在危险过去后幽默。但是当互联网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普及 之后,我们发现,其实我们也是强烈需要幽默感的,无论是恶搞、反讽、雷词,还是一般常用的网络术语,只要能够让人感到轻松的,我们都报以宽容的微笑。人们 引用那些流行语并大量传播着,这正是一个民族幽默感的逐渐显露。

　　隐喻也是一种需求

　　“打酱油”这个热词出自一个市民在马路边接受某电视媒体的随机采访片段。记者问:“请谈谈你对艳照门的看法?”市民答:“关我X事,我是出来打 酱油的。”片段播出后,各大网络论坛迅速出现了“酱油族”。人们追崇的仅仅是这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吗?不是,当其他人再重复这句话时,他所表达的可 能还有更多的东西,比如个性、讽刺或是幽默。这是一种隐喻,即用一种象征性的东西来表达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内容。“俯卧撑”起源于瓮安事件,这个词被热 捧,所传达出的意味就更加说不清道不明了。“猪坚强”隐喻了什么?“杨不管”又隐喻了什么?恐怕每个人心中的答案都不同。

　　隐喻不仅仅是语言学上的一个修辞手法,它已经成为了最前沿的跨学科研究热点。心理学、哲学、逻辑学都发现了它的重要意义,用隐喻故事进行心理治 疗在西方已经较为普及。在日常生活层面,隐喻是人们并没有意识到的一种重要的心理需求。比如诗的唯美,歌的动人,都是隐喻需求的体现,甚至可以说,艺术的 心理基石就是隐喻。

　　隐喻选择性的照亮了某种观点,比如“范跑跑”,叫他“跑跑”是在反对他的跑,但这种语言交流的过程不是争论性的,而是一种分享,每个人都可以从 这三个字中筛选出不同的信息,所以大家都乐于接受。而且这种隐喻性的信息传递会让人们联想到更多的意义。当这些流行语被我们不自觉地混杂在日常的交谈中 时,就会发现隐喻对我们的重要性。

　　是否会冲击传统语言秩序?

　　有些学者开始担忧,语言失范了,人们不再尊重严谨的汉字语言文化,大量的网络语言会造成青少年文字素养的滑坡。事实上,我国的词汇量每年都以 300字的速度递增。语言的生命是鲜活的,一样需要新陈代谢。也并非所有的民间语言都能够纳入“正史”。网络语言以其更方便快捷,更活泼生动的优势影响着 我们,但同时它也有着鲜明的阶段性,因为它总是与特定时期的事件和人物相关,不断涌现出的新词淘汰着时过境迁的旧词,这正是语言的生命力所在。语言本身就 是社会生活的产物,让能够生存的有生存的空间,不能生存的自生自灭,这才是自然的法则。无须因第三种话语权的崛起而惶然。凡是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必然有 满足其心理需求的价值。“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这才是民主社会里民众真性情的生活。倘若一个学生写了一篇作文,所 有的同学都能看懂,只有老师看不懂,那么问题出在谁身上,是显而易见的。

作者是资深心理咨询师

【侨报7月31日社论】挟720万高票当选，以及民众期待之炽热，马英九执政之初声称要做“全民总统”，且又煞费苦心地要避“外省人”出身之嫌，于是，从陆委会人事案、阁员任命、撤销竞选告诉等等，乃至以“不沾锅”姿态与国民党中央保持距离，并向浅绿民众抛送秋波，试图争取另一半 未投他票的民众，以期扩大“执政基础”，实际上是既想当“全民总统”，又要当朝野都拥护的“蓝绿共主”。始料不及的是，马英九却引发了一连串执政的信任危机。

　　上台甫两月有余，面临油价高企、股市 下跌、通货膨胀、阁员任命、考监提名等种种状况风波，马政府的支持度迅速下滑，施政满意度不足四成。马政府及其刘内阁犹如疲于奔命到处灭火的消防队。固 然，全球油价飙涨，影响各国各地区经济至深，但马政府在其施政方向、党政关系、两岸政策方面，都不乏失误之处，更难令蓝绿任何一方的民众放心，经济领域的 困境也自然被视为危机处理无力的后果。于是乎，“全民总统”几乎成了“跛鸭总统”，希图成为“蓝绿共主”，却变成两头不讨好。

　　马英九向深绿靠拢，并没有得到他 预想的结果。登上大位之初，马英九对深绿盟主李登辉恭敬有加，就职典礼时安排李上宾之座，党内大佬连战、吴伯雄等人则几被冷落。但李登辉日前再度变脸，开 骂马英九团队“怎么做得那么烂”？声称不解为何台湾经济在马英九上任没多久就变坏了，言下之意是你马英九太无能。他既否认推荐赖幸媛出任陆委会主委，又炮 轰马英九开放12寸晶圆登陆、开放投资大陆上限等政策。其深绿大本营“台联”则放出风声要在8月20日大游行发出“最后通牒”，恍若“逼宫”的气焰。

　　同时，马英九却对蓝营，尤其是国 民党中央敬而远之。“府党”不同调，本来也是民主政治的规律之一，但如果像甩包袱般不理睬国民党中央，却不啻是拔了自己的根，难免在国民党内部引发强烈的 反弹，马英九这样的“不沾锅”姿态，其实既积聚了泛蓝民众的怨气，最终则是让马英九自己“不沾锅”。他也就难以“沾”到如竞选时那样的民意。

　　完全执政、完全负责也许是马英九 执政理念的本意，但这个理念并不等同于“全民总统”的概念。当然，作为最高领导者，全民的利益都要考虑。但既然是720万民众选了你，当选者首先就应该对 所有投票拥护者负责，要在施执方针、阁员任命等方面取悦民众，也首先是取悦这部分民众。这才是民主政治的规范之一，否则竞选时拼命拉人家的票，当选后又想 疏远人家，政治家的诚信就成问题了。

　　两个多月当政的磕磕绊绊，也多少让马英九开始自省。由于遭到蓝营的反弹，加之绿营并不领他的情，马英九无奈之际也只能再度徘徊十字路口，至少不向绿营靠得太近。

　　其实，马英九应该自省的，是“全民总 统”理念的内在矛盾之处，以及“蓝绿共主”的天真之处，脱离了台湾的政治社会现实。长期以来，台湾被意识形态所左右，被蓝绿纷争所撕裂，呈现一种两极化的 社会形态，缺乏中间地带。既然被泛蓝推上了竞选胜利的浪尖，又想再去做绿营的同路人或领头羊，其结果必然是两边都得罪。

　　再有，一个负责任和成熟的政治 家，应该是首先站稳本阵营的立场，依靠本阵营的民众，而通过各种方式，争取对方阵营的民众，成为自己的支持者，而非向对方阵营投靠。就台湾局势而言，绿营 在大选中的惨败，也说明了“绿色执政”从理念到政策的失败，蓝营在重新执政后，应从其失败中吸取教训，而非去迁就。否则，还是无法摆脱台湾的困境。

　　马英九还有时间，蓝营还有空间。马英九若想真正有所作为，先要走出“全民总统”画地为牢的悖论，从台湾的根本利益出发，制定出合乎现实的政治经济和两岸政策方略。

2008年07月31日 07:46和讯网

“6+1”理论:美国把价值最低的制造业一 端（即“1”）放在了中国。价值最低的制造业浪费资源，破坏环境。因此，美国人把它全放在中国，而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和终 端零售等六块非制造业（即“6”）都掌控在自己的手里。“6”是“软”的生产环节，“1”是“硬”的生产环节。在这样一种“6+1”产业链的定位下，中国 就沦落在了价值的最低端。——朗咸平

高志伟，是佛山南海区里水镇一家年销售额在2000万美元的中等规模铝合金加工制造企业的老板。产品主要靠出口，远销到 欧盟很多国家。从去年年初起，由于新劳动法实施和人民币汇率升值，这家企业利润开始急剧滑坡，从去年的15%左右下降到7%左右，这家有1000多工人的 企业已经进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这只是广东十多万家加工制造企业的一个缩影。由于持续的紧缩政策，广东和浙江等省20%-30%的企业已经处于停工和半停工 状态。

在29日本报举办、主题为“宏观调控下的企业破局之道”的“依云·南都财金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提出，中国制造业要改变目前困境，关键是要在“6+1”上做文章。论坛结束后，郎咸平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就通胀、广东产业升级等当前热点问题发表看法。他认为，“广东不缺6+1，缺高效整合”。

■论坛现场

“货币过多不是通胀本因”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现在有种说法，通货膨胀情况下，利润还是可以升上去的。

郎咸平:想问题太简单啦！通货膨胀了，会引发很多问题，劳动成本升上去了，另外还有劳动合同法的问题。大家很简单地认 为，通货膨胀了，就可以多卖钱，问题是谁来买啊？我们内销只有35%，人家大幅提价，你卖给谁？而你想外销，人家允许提价吗？我们目前的出口品平均提价 4.5%，你还能提多高？我们没有定价能力，缺乏定价权，价格是美国人定的。现在的通货膨胀，是二元经济环境和国际进口通货膨胀两个扭曲的力量勾结在一起 所造成的。

货币是储存过多，这没有问题，但它不是股市泡沫、楼市泡沫和通货膨胀的原因。过热部门有膨胀，过冷部门生产不足依然有膨胀，再加上严重的进口通货膨胀，大豆油就是很好的例子。通货膨胀不是简单的货币现象，我一开始就批判这个理念。

南都:外贸失衡，占了大量外汇储备，如果对冲不良，还是容易造成通货膨胀吧？

郎咸平:我们这十几年的经济发展，以拉动内需为主，消费必然很少，不得不出口。可是卖给谁呢？

南都:这跟货币政策有什么关系呢？

郎咸平:货币政策都是结果。GDP里面大部分都是固定资产投资，消费非常少，消费不了怎么办呢？只有出口，因此出口一定 大量增加。出口为什么不能转为内销呢？因为转内销很难，我们的内销市场太小。这样，必然造成汇率升值。整个的基本原因，就是我们这么多年以GDP增长为纲 的经济发展受到严厉挑战。汇率有没有下跌的可能？当然有，那就是我们的出口企业大量倒闭，汇率就有可能反转。但是，如果出口制造业大量倒闭，结果还了得？

“救市应先救制造业”

南都:对房地产开发商来说，今年最大的问题是资金链紧张，怎么办？

郎咸平:没办法，我们帮不了他，就指望着宏观调控吧。到这个节骨眼上，我们帮不了他。资金链断裂，80%地产商要破产。

南都:未来半年房地产市场仍旧低迷？

郎咸平:肯定的，没有不低迷的可能。

南都:政府会救楼市吗？

郎咸平:政府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他也不会听我的。楼市只是经济实体中的一部分。救市的话，那我建议先救制造业，制造业是根本。

南都:对股市的低迷现状，你怎么看？

郎咸平:我现在不担心股市，我只担心制造业。制造业是中国的根本，制造业衰退也将会严重影响股市的未来。

“要搞一条产业链的整合”

南都:家电企业走多元化之路可行吗？

郎咸平:任何企业，开始阶段要通过流程工序的高效整合，提高性价比，走专业化的道路，积累七八年之后才能搞多元化。像格 兰仕现在才开始做空调，美的也是从专业化走向多元化。这是任何企业的本质的路子。但要是一开始就产品多元化，容易陷入被动，市场和成本都会陷入被动。这个 时刻，考虑其他的来不及了，首先要考虑的是还能撑多久，如果撑得下去不妨迅速搞产业联盟，高效整合所有的6+1，才有机会。

南都:广东省政府倡导广佛合作，有研究城市定位的专家学者将佛山定位为制造业，广州提供服务业的支撑。

郎咸平:佛山搞制造，广州搞物流，每一个都是独立的，最后会发现每一个的成本都很高，一起出问题。想想看，只搞仓储，成 本有多高？要搞一条产业链的高效整合，而不是割裂开来搞。广东省不缺6+1，缺的是高效整合。所以，为了产业升级，不是买设备，而是以产品为主导的高效整 合。

南都:广东的形势真的很严峻吗？

郎咸平:当然。目前，广东企业在这种压力之下，停工和半停工的企业几乎达到30%，而江浙两省停工和半停工的企业也达到 20%.很多企业还没关停，原因是它还有所期望，还在观望，并不是它做得很好。下半年纯粹内销的企业，都会发生问题。出口企业的结局是最坏的，并且会慢慢 波及到内销企业。这种现象是暂时的经济周期性问题吗？如果不是的话，按照这种趋势走下去，到了年底停工和半停工的企业可能达到50%.

南都:从经济结构上作比较，广东的合理还是江浙的更合理？

郎咸平:都是以制造业为主，相对而言，江浙的附加价值稍微高一点，但它也只是6+1中的1.

南都:因为更早考虑到转型，广东所受到的冲击会不会比江浙小？

郎咸平:广东所受冲击更大。广东是纯制造业，江浙的外商多，他们扛得起来，广东扛不起。

南都:中国的经济中心会北移吗？

郎咸平:这不重要，在当前的环境下，经济实体先要看自己活不活得下去。

（2008-07-31）

　 　如同以往一样，这次谈判中的主要障碍依然存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双方最大的争议点和症结还是农业补贴和农产品贸易关税。根据谈判所依据的协议 草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意，当大量农产品涌入国内市场时，发展中国家可以启动保护机制，通过提高关税的措施来避免外来产品冲击本国市场。但是，对于 “大量农产品涌入”的具体数额究竟是多少，双方存有尖锐的分歧，并且互不让步，导致谈判无果而终。

　　在谈判之前，世贸组织总干事拉米认为 此次谈判的成功率为50％，但很多分析家当时就指出，这种看法显得过于乐观。原因不在于具体分歧有多么尖锐，而在于各主要贸易体似乎都缺乏达成协议的政治 意愿和决心。由于没有足以抗拒国会的“贸易促进权”，布什政府在多边和双边贸易谈判中都受到国会的牵制，在敏感领域不可能向贸易伙伴作出多大让步；印度现 政府在国会处于弱势，它在农产品贸易谈判中作出的任何妥协，都势必会引起强烈的反弹，造成自己执政地位不稳；欧盟谈判代表缺乏该组织多数成员国的支持，尤 其是欧盟轮值主席国法国强烈反对在农产品贸易问题上让步。一言以蔽之，所有主要贸易体都不具备作出妥协的政治基础。

　　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多哈回合谈判再次失败，当然不是一个好消息。它会削弱各国对全球贸易体系的信心，会使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能向其他领域纵深拓展。不仅如此，由于在农产品、服务业以及其他还未达成多边贸易协议的领域，各国政府将长期受到贸易保护主义的阻挠。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多哈回合谈判的未来趋势，似乎找不到令人乐观的理由。布什政府是贸易全球化的倡导者和支持者，但在过去七年时间里，它却无力促成多边贸 易谈判圆满结束，可见阻力有多大。布什政府届满之后，无论是共和党执政，还是民主党执政，各自对多边贸易谈判的政策和态度，照样会受到日益强烈的保护主义 的牵制，乃至被保护主义立场所主导。因此，即便多哈回合谈判不久后顺利恢复，那也不一定能够在原有基础上继续进行。

　　世界贸易组织无法达 成新的贸易协议，将迫使各国更多地寄希望于区域自由贸易，从而加快区域国家之间经济整合的步伐，例如亚细安自贸区和东北自贸区的建设。除此之外，一些国家 之间已经或者准备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议，对彼此的产品实施零关税或采取其他优惠措施。但是，区域经济融合或者双边自由贸易安排，毕竟不能取代全球自由贸 易，因为它们所能带来的利益和创造的机会都不能与之相比。

　　多哈回合自2001年启动以来，国际贸易秩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包括涌现了中国和印度这样的新角色。这种形势意味着，现行多边贸易框架的充实和更新，其实早就是时候了。

 (2008-07-31)

杨永欣（新加坡）

　　例如，较为严格的签证政策被一些人解读为“没人到访的奥运才是最安全的”、“防止批评者入境”等，但若用平常心看待，当局确是出于安全考量才采取这样的强硬手段，损失最大的莫过于中国本身，不但赴京的外国人和收入少了，也无助于中国的国际形象。

　　很多媒体和学者一再质疑，北京为了“平安奥运”牺牲了“开放奥运”，他们认为应该在“平安”和“开放”之间取得一个更好的平衡点。

　　坦白说，在世界局势混乱的今日，已经没有所谓的真正“开放”，“开放”只是“平安”基础上的一种奢侈品，若没有“平安”，哪来的“开放”？本届奥运若是在“仇家甚多”的美国举行，或许还要比中国更不开放。

　　看看历史和当今世界的安全状况，不难理解奥运的安保工作为何一点都马虎不得：1972年的慕尼黑奥运会发生了“黑色九月”恐怖袭击事件，导致11名运动员和教练死亡；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出现爆炸事件，两人被炸死，100多人受伤。

　　“九一一”事件后，奥运安保变得更为敏感和重要，2000年悉尼奥运会安保经费为1亿9800万美元；2004年雅典奥运会时，安保经费达到了惊人的15亿美元。

　 　奥运出现恐怖的威胁是非常真实的，在“九一一”事件后，这些威胁更加明显，恐怖分子若要在全世界面前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相信没有比奥运更大的舞 台了。“东突”恐怖组织就已在互联网上扬言，要在北京奥运会期间进行恐怖袭击活动，尽管官方否认，该组织宣称昆明近日发生的巴士爆炸事件就是他们干的。

　　恐怖分子以外，中国也面对着内部的安保挑战，各地的维权分子、对政府不满的民众、黑势力组织都蠢蠢欲动，要在奥运前夕和奥运期间“呛声”。近期的个案显示，示威抗议往往可能演变成激烈的“打砸抢烧”。

　　由此可见，在北京划定几个公园作为游行示威区域；集会游行示威活动需首先提出申请；外国人进入中国前必须通过较严格的签证申请程序；11万军警的布防……媒体和学者在很多时候也许以“放大镜”来看待这些所谓的“不开放”，却是必要的手段。

　 　值得一提的是，在大型国际活动上采取强硬安保手段的不止中国，这已成为一种世界趋势。《人民日报》的一名记者在描述自己采访2004年雅典奥运会时，就 感觉到了“重兵压境，如临大敌”的氛围，起初感觉与奥运本来应有的热烈、喜庆的气氛不太协调，但后来大家都理解了，说到底，安全是最重要的。

　　试问前去北京参加奥运的选手和官员们，他们要的是安全但较不开放的奥运，还是开放但提心吊胆的奥运，答案应该相当明显。

　　若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一个“零事件”的奥运，那将是一次成功的奥运，历史会记得这一点。

（2008-07-31）

● 郑永年（新加坡）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基层社会的群体事件层出不穷。往往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会招致众人的高度关切，最终转化成为严重的 政治事件。这尤其表现在贵州瓮安群体性事件上。从一个偶然事件转化成为群体性政治事件，这其中有其复杂的因素，有人说是有黑社会在背后操作，有人认为是地 方政府的黑社会化，也有人认为是具有政治意图的人在鼓动。

　　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这种群体性事件可以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街头民主”。在 民主社会，随时发生的街头民主为民众提供了表达自己声音的管道。因为没有其他管道来表达声音或者认为其他管道的表达没有像街头民主那样有效，民众就选择街 头民主。在中国，从法理上说，街头民主也具有合法性，但在实际上，有关部门很少会批准街头民主。这样，一旦找到机会，民众就会抓住机会来表露不满，并且表 达方式往往是爆发式的，对有关部门来说也是防不胜防的。

群体事件为何不减反增？

　　中 央政府不是没有意识到群体事件的严重性。很显然，类似的群体性事件并不新鲜。很多年前，重庆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正因为如此，这些年来，中国领导层一直强 调和谐社会的建设。为了达到此目标，领导层注重的是基层民主的发展和基层政权建设。信访制度也不断得到重视。但为什么群体事件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加 呢？问题得不到解决，原因有很多。笔者这里要强调的是一个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视的因素，那就是中国文人传统的衰落。

　　文人传统如何和政府和民众（或者国家与社会）联系起来？这里可以从信息流通和政策执行的角度来讨论。回到群体性事件的例子，频繁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至少说明了几个问题。

　 　首先，是中央政府的政策没有被有效地执行下去，或者在执行过程中变了样。例如信访制度就是这样。信访制度本来就是要为基层民众提供一个越级“请愿”、 “陈情”或者“告状”的机制。如果事情不能在地方得到解决，那么民众就可以越级报告。但信访制度在地方政府政治责任制下消失了。地方政府要为其所管辖的地 方事务负责。任何地方政府都不乐意自己地方的民众越级上访。因此，如何防止上访则成了地方政府的责任。

　　其次，是各级政府之间、政府和社 会之间的沟通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如同上访制度的例子，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地方政府是不愿意把负面的信息向上级报告的，因为这会影响到上级对自己政绩的评 介。实际上，在中国的体制内，上级政府也不愿意听到来自下级的负面信息。这样，越来越多的问题一直在下面累积着，直到遏制不住，爆发出来。尽管现在有互联 网的作用，但互联网更多的是一种城市现象，发生在广大农村和小城镇的事情很难用通过互联网形式表达出来。

基层政府和民众对立

　　更为重要的是群体事件中所表露出来的基层政府和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因为地方政府往往用强制的手段来压制问题或者解决问题，在很多地方，社会对政府的不信任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程度。用“对立”状态来描绘地方政权和民众的关系更为贴切。

　 　在中国的传统中，文人或者知识阶层在解决政府和民众之间的矛盾过程中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文人居于社会和皇权之间，既非完全属于社会力量，也并不 完全是皇权的代言人。在儒家的传统里，当文人作为皇权的一部分时，他们就要为社会着想；当他们作为社会的一部分时，就要为皇权着想。这样就在皇权和社会之 间产生了一个中间地带，很多问题就是在这个中间地带消化掉的。在社会的基层，文人甚至完全代替政府治理地方，为皇权效力。这就是传统绅士阶层的作用。天高 皇帝远，绅士阶层的存在使得传统中国社会的自治成为可能。

　　但同时，这也意味着文人和皇权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或者矛盾。在历史上，如果文 人被视为是挑战皇权，或者被视为是站到了公开的对立面，皇权就会用强力来镇压文人阶层。但也有很多时候，文人和皇帝共享权力。如果两者之间能够保持一种均 衡，那么社会和政权处于稳定状态。但一旦皇权彻底地把文人边缘化的时候，社会稳定甚至是政权的稳定就成为大问题。

　　在毛泽东时代，通过各 种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国传统文人阶层几乎消失。改革开放后，文人被界定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取得了合法性。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文人阶层异 常活跃。但在九十年代以来，通过政治的或者经济的手段，文人阶层很快被容纳进政权体系，传统文人和政权之间的“张力”或者“反对”成分被有效消化。　　

社会的良心还存在吗？

　　当文人阶层消失之后，政府所能依靠的力量就是党政官僚体制了。在没有强大的社会力量参与政治过程的情况下，官僚体制本身很难对付自身和社会之间的矛盾。相反，如上所分析的，官僚体制本身往往是矛盾的根源。

　 　地方政权不能有效解决社会矛盾，就表明地方政治权力出现真空。这就直接导致了武侠小说所描述的“侠义精神”在一些地方的崛起。黑社会有很多种含义，但在 一些时候，黑社会可以说是正常社会和法律秩序之外的另一种秩序，当前者失灵的时候，后者就跟随而来。在一些地方，地方政府也要求助于这些力量来解决问题， 形成黑白共存的局面。

　　中国基本上是一党执政体制，或者说是一党独大体制。官方所定义的“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就其实质来说也 是一种一党独大的制度。一党执政体制和传统皇权有很多相似之处。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体制要运转有效，文人阶层应当发挥积极的政治作用。毫无疑问，如何为文 人阶层的成长创造一个制度条件？如何重建中国的文人传统？文人阶层如何去官僚化而扮演一个独立的政治角色？这些都是中国政治发展过程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2008-07-31）

● 朱易（洛杉矶）

　　如果美国总统由美国的盟国来决定，那么2008年大选的当选人无疑是奥巴马。

　　在刚刚结束的中 东、欧洲之行中，奥巴马所到之处，无不受到各国从上至下的热烈欢迎。尤其是在德国柏林的演讲，超过20万民众到场聆听，画面传回到美国，让美国民众又找回 了美国作为世界领袖的感觉，虽然民调显示，奥巴马的支持率并未立即上升，但盟国热情拥抱奥巴马，肯定会对奥巴马的选情产生极为正面的影响。

外交主张受到欢迎

　　奥巴马在海外造成轰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分析家认为首要因素是，奥巴马不是布什。美国盟国在布什当政期间，深受布什推行的单边主义及外交理想主义所困扰，他们希望布什的继任者将重视美国与盟国的关系，以现实主义为出发点，共同维护世界秩序，而奥巴马正是个合适人选。

　　其次，奥巴马是由好莱坞模式塑造出来的政治明星，具有偶像般的明星效应，加上媒体的疯狂追捧，使得美国掀起的奥巴马热也燃烧到了海外，当奥巴马真的出现在异国土地上时，难免不带着追星的感觉来追捧他。

　　最后一个原因是，奥巴马所到之处，的确提出了独特的外交政策，这些政策不但具有可行性，更是有别于现行的美国外交政策，也迎合了各国领导人的要求，因此受到了各国领袖的认可。这给布什行政当局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例如，奥巴马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时，提出了一个围魏救赵的反恐策略，主张增兵恐怖主义的老巢阿富汗，同时增加非军事援助，加强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边境的安 全，这样既可钳制恐怖主义的发展，也可切断恐怖分子对伊拉克的支援。如此，奥巴马就可以实施从伊拉克撤军的竞选许诺，又不会让美国选觉得他的反恐立场软 弱，甚至是失败。奥巴马实行的是类似克林顿时期对付伊拉克的方法，不是一举荡平反对势力，而是将反对势力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奥巴马的政策，受到了阿富汗 和伊拉克当局的肯定。

麦凯恩望尘莫及

　　奥巴马一再表示，如果他当选，他将致力于以巴和谈的突破性进展，同时也表示要和平解 决伊朗核问题，这些政策与布什强硬的中东政策大为不同。有意思的是，以色列朝野都表示接受奥巴马带来的改变，反而把布什的中东政策搁置一旁。而在不久之 前，布什还被以色列朝野认为是史上最支持以色列的美国总统，布什对此变化，一定感慨良多。

　 　相反，同样是外出访问，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就冷清得多。奥巴马这次出访，随行新闻机构超过200个，而麦凯恩出访，只有寥寥几个新闻机构的记者随行，在 法国开记者会时，法国总理也未到场，当然也没有向民众演讲的机会，无怪乎麦凯恩阵营抱怨，只有美国总统才适合在柏林作演讲。

　　当然，历史表明，受到盟国欢迎的人，并不一定就会当选为总统。2004年，克里就比布什更受欧洲人欢迎，但当不成总统。不过当时克里与布什在国内的选情是半斤八两，时下却是奥巴马热火朝天，而麦凯恩却是冷冷清清，显然奥巴马比麦凯恩更有入主白宫的把握。

·作者是经济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