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才子

Seacoast敬仰的学者多为早期的旧才子。所谓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我认为只有前清一直到解放前那一个时代的人做得到。 以后的留洋学者在意识上不是受到过政治一言堂的影响而显得固步自封， 思维狭窄，就是为一口饭一豪宅而奔波。搞学问的人不再是为了“玩”学问而搞，而多半是为了功利主义而搞，所以我们这几代留洋人恐怕出不了多才多艺的真智者如赵元任，刘半农，林语堂等等。

转载新华网：“赵元任先生博学多才，既是数学家，又是物理学家，对哲学也有一定造诣。然而他主要以著名的语言学家蜚声于世, 是中国现代语言和现代音乐学先驱。他从1920年执教清华至1972年在美国加州大学退休，前后从事教育事业52年。

赵元任原籍江苏常州，1892年生于天津一个书香、官宦之家，著名诗句“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作者赵翼(乾隆进士)，就是他的六世祖。清末，他的祖父在北方做官。年幼的赵元任随其家人在北京、保定等地居住期间，从保姆那里学会了北京话和保定话。5岁时回到家乡常州，家里为他请了一位当地的家庭老师，他又学会了用常州方言背诵四书五经。后来，又从大姨妈那儿学会了常熟话，从伯母那儿学会了福州话。

当他15岁考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时，全校270名学生中，只有3名是地道的南京人，他又向这三位南京同学学会了地道的南京话。有一次，他同客人同桌就餐，这些客人恰好来自四面八方，赵元任居然能用8种方言与同桌人交谈。听他的家人说，他从小就喜欢学别人说话，并善于辨别出各地方言和语音特点。 

这段家史说明，赵元任幼年就经过多种方言的训练，开始掌握了学习语言的本领。1910年，他17岁时，由江苏南京高等学校预科考入清华留美研究生班，在录取的72名官费生中，他总分名列第二(胡适名列55)。先在康奈尔大学读数学、物理，后入哈佛攻哲学，继而又研究语言学。1920年回到祖国，在清华大学任教。当时适逢美国教育家杜威和英国哲学家罗素来中国讲学，清华大学派他给罗素当翻译。他在陪同罗素去湖南长沙途中又学会了讲湖南话。由于他口齿清晰，知识渊博，又能用方言翻译，因而使当时罗素的讲学比杜威获得更好的效果。从此，赵元任的语言天才得到了公认，他自己也决定将语言学作为终身的主要职业。” 

转载人民网：“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赵元任”（黄延复）

赵元任，祖籍江苏常州府阳湖县（现并入武进县），1892年出生于天津，曾用名宜重，后即废去，一直名号一致，亦未曾用过笔名，在国外发表论著则用R.R.Chao。1910年7月，清廷游美学务处在北京招考第二名被录取（这次招考共取正榜70名）。这批学子于同年8月赴美。赵元任入康奈尔学习数学。1914年获学士学位，再入该校哲学院研究一年，1915年考入哈佛大学，1918年获该校哲学博士学位。

 1919年，28岁的赵元任被聘为康奈尔大学物理讲师，越年，作为清华学校“史前期”的优秀生，赵元任应聘回校任物理、数学和心理学讲师。1921年，再赴美任哈佛大学哲学讲师。1925年，清华学校增办大学部和国学研究院，33岁的赵元任被聘为国学研究院导师兼哲学系教授，并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一起，被自然竖为研究院的“四大导师”。1929年，清华国学院结束，赵被聘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语言组主任。1931年清华留美监督梅贻琦回国接任清华大学校长，赵元任受命接替该职，经一年，再回国。赵元任最后一次出国是在1938年，以后便定居美国，入美籍。从1939年起，历任美国耶鲁大学访问教授（1939-1941）、美国哈佛燕京社《汉英大辞典》编辑（1941-1946）、美国海外语言特训班中文主任（1943-1944）、美国密执安大学语言研究所教授（1946-1947）。从1947年起，专任美国加州大学教授，1965年退休，任该校离职教授至逝世。1981年回国探视，北京大学又授予他名誉教授称号。这样，他一生任教职63年，这在中外教育史上，实属罕见。

赵元任具有非凡的语言方面的天赋。据说，他的耳朵可以辨别各种语言。在一星期以内，他就可以学会一种语言，能听，能说，而且说得很好。1920年，哲学家罗素（英）来清华参观讲学，赵元任任翻译，并陪同罗素周游全国和地，每到一个地方，他就用当地的方言翻译。亲友们都鼓励他向语言方面深造，于是他于年底辞去清华教席，准备到国外去专攻语言学（那时，语言学在中国尚属空白）。1921年6月，他与杨步伟医生结婚后，便一同出国。赵先觅定哈佛大学哲学讲师的职位。于1922年又去法国莎娜学院专门研究语言学一年。至此他已初步奠定了“中国语言学之父”的基矗1925年回国后，他在清华担任课程有方音学、普通语言学、音韵练习、中国音韵学、中国乐谱乐调、中国现代方言等，并先后去江浙、江西、湖北、广东等地考察方言。从1922年至1848年，他共发表语言学专著14种，论文21篇，1948年以后、他在国外任教期间，又用英文写了《中国语字典》、《奥语入门》、《中国语语法之研究》、《湖北方言调查》等专著。50年代后期，他曾在台北作“语言问题”的系统讲演，系统地讲了语言学以及同语言学有关的各项基本问题，讲述了他在语言学研究方面的心得和结晶，讲稿汇集成书，并已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外，他还灌制了许多有关语言方面的唱片，单是中国华中、华南各省方言的录音唱片，就有2000多张。

 赵元任可以称得上是精通汉语，但绝不单是一位汉语学家。在外国语方面，据他自己说：“在应用文方面，英文、德文、法文没有问题。至于一般用法，则日本、古希腊、拉盯俄罗斯等文字都不成问题。”特别是出国定居以后，他有机会遍游欧美各地，了解和学习各国各地的语言现象，简直到了广通博达的地步。他讲古今汉语和各地方言，能够用上述随便哪个国家的古语和方言举例作比较。他操各国语音同他说汉语“国语”和方言一样细致入微。有一次，他在索邦（sorbonne）用法语讲演，用纯粹的标准国定的法国语音，讲完了，听众对他说：“你法国话说得真好，你的法国话比法国人说得都好。”他在关于语言学的讲学或著作中，经常使用一些多由他自己创作的妙趣横生的故事来加深人们的印象。

例如有一次他讲语言与事物本身的约定俗成关系（即非必然联系）时说：“从前有个老太婆，初次跟外国人有点接触，她就稀奇得简直不相信。她说，他们说话真怪，明明是五个，法国人偏偏要说是三个（cinq）；明明是十，日本人偏偏要说是九；明明是水，英国人偏偏要说是窝头（warte）。”又有一次，他讲到语言和文字的相对独立性时，曾自编了一些单音故事，说明如果把这些故事写出来，人们可以看懂，但如果只用口说，那就任何人也听不懂了。其中之一是：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错觉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拴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温，氏室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是十狮尸。食时，始识是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赵元任是中国语言科学的创始人。关于他在这个领域里的成就，还在30年前，北京大学教授、前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先生曾作过这样的评价：“他的学问的基础是数学、物理学和数理逻辑，可是他于语言学的贡献特别大。近三十年来，科学的中国语言研究可以说由他才奠定了基石，因此年轻一辈都管他叫‘中国语言学之父’（father or Chinese philology）。”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教授在清华大学校庆70周庆座谈会上的发言中说：“赵元任可以称为中国第一代语言学家，我学语言学是跟他学的，我后来到法国去，也是受他的影响。”

赵元任是清华校友中屡见的那种博通人才之一。他的知识面和文才是多方面的，并不仅限于他所从事的专业范围以内。早在1915年前后，他与任鸿隽、章元善等十来个留学生发起组织中国科学社时，就曾写过专著《中西星名考》和论文《生物界物质与能力代谢之比较》；他在清华任教时，除担任前面举过的课程外，还曾主讲过哲学系的课程论理学。在校时，他还曾为了振兴学校戏剧社而改译并导演西方幽默剧《三角》（triangle），并在每一句台词上都注明抑扬顿挫和声调高低。由于翻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合他成为刘易斯·科乐耳(lewiscarroll)的专家，逝世前不久还曾被邀参加L.C的研究年会。赵元任谱曲的许多歌词，都是他自己的创作，如《劳动歌》、《尽力中华》等。还有值得一提的是，他还经常说或写一点富有警辟意味的格言式的东西，他给他的学生王力的一篇论文的批语“言有易，言无难”就是一例。1926年5月，他曾写了一篇格言体的《语条儿》，共18条，其中几条是：笑话笑着说，只有自己笑。笑话板着脸说，或者人家发笑。正经话板着脸说，只有自己注意。正经话笑着说，或者人家也注意。正经话笑着说，或者人家也注意。

  现在不像从前，怎见得将来总像现在？

    要改一个习惯，得拿上次当末次，别同它行再见礼。

    节制比禁绝好，禁绝比节制容易。

    要作哲学家，须念不是哲学的书。

    有钱未必有学，可是无钱更求不到学。物质文明高，精神文明未必高；可是物质文明很低，精神文明也好不到哪儿去。

    没有预备好“例如”，别先发议论。

    凡是带凡字的话，没有没有例外的。

    …

    1965年退休后，他仍致力于写作，已公开出版的有《语言学跟符号系统》、《中国语文法》、《白话读物》等。此外尚有《绿信》（green letter）五册，用给友人书信的形式，记述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生活（因写作时经常使用一个绿色外夹，因以得名）。他还把《康熙字典》里两万多字，“浓缩”为2000个字，取名为《通字》，他认为日常的中文行文，用这两千字就足够了。

    赵元任是中年定居国外的华裔学者之一。那时，他的贫弱的祖国受到内忧外患的夹攻，正处于一片“鸡鸣的四野声寥寥”之中。赵元任去国四十年时，祖国大地上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中间，在赵先生的思想中曾引起过哪些波澜，局外人便难臆断。但从一些事情上，似乎也有一些丝迹可寻。他在去世前几年中每有聚会，他总爱高歌一曲他自己谱曲的《教我如何不想他》。他解释说“‘他’可以是男的、女的，代表着一切心爱的他、她、它。歌词是刘半农当年在英国写的，有思念祖国和念旧之意。”1979年，刘达校长访美时，他曾数次高歌此曲，并曾忘情地说：“你们是真正清华园里的人。”他1981年回国，几乎全部的日程都用来寻故——故园，故乡，故校和故知。那年6月中旬，大概是他到达的第四天，他就来到清华，由刘达校长陪同畅游故园。但几天后，他却支开亲属和陪同，又一次单独来到清华园，长时间地在他的故居照澜院（旧南院）一、二两号徘徊。何以如此？凭吊？留恋？“发思古之幽情”？也许他是在创作他的第19则“语条儿”；“去国不久的人，不懂得思恋故土的深情！”据他的学生和朋友王力讲，他那时已有回国定居的打算，清华大学也为此做了安排。至少，他已决定再回国一次，分别到大陆和台岛会一会亲朋，但这一切都未来得及实现，他就于1982年4月24日溘然长逝了！享年89岁。